记者 姜孝德/文
当我得知，刘伯承元帅就读的重庆军校就在江北，我就想写这篇文章。然而，事隔一百余年，留下来的资料非常少，而且史事与故事交融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哪些都是真正的历史。通过几年的挖掘与积累，我慢慢成了“专家”，然而，要想写出一篇带情感、有深度的文章，我需要一种冲动——更准确地说，我需要一种提笔写的勇气。一天夜里，我居然梦到了刘伯承元帅，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正想和他说点什么，他竟摆手让我不说，这这这……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将军本姓刘，家住开县久，
重庆读军校，革命当旗手。
我好惊讶！这是谁的声音，像是刘帅的、又像是我的，这不正是我想要的文章的开头吗？我想问刘帅一点啥——丁零丁零，我被一阵闹钟铃声惊醒了，还好，诗还有印象，我赶紧抓起床头柜上的笔纸，记下了这首诗。
更惊讶的还在后头。还是这天，我到了单位，打开电脑，百度赫然显示着一行红字：刘伯承元帅诞辰纪念日。原来，这天是12月4日。我突然觉得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在指挥这一切。我给朋友讲了，朋友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是把你的创作素材带进了半醒半梦之中创作，12月4日这个日子，或许是你在无意识看到过……”朋友是学工的，骨子里少一点浪漫色彩，而我宁愿相信这是心灵感应，甚至就是梦，也比他说的强。
一
关于刘伯承读重庆军校的事，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
1911年，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已经走到尽头了。积蓄已久的仇恨，犹如干柴堆积在神州大地。10月10日，武昌城头那一声枪响，终于点燃了第一堆烈火，随后，南方各地纷纷响应，烈火迅速照亮了半个中国。11月5日，夏之时在成都龙泉驿举旗反正，随即，挥戈东进。重庆革命者在夏之时军的帮助下，迅速响应，至22日革命宣告成功，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
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个智者是谁了，竟然想到了在“重庆军政府”中间加了一个“蜀”字。这是在告诉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的革命者，重庆的独立是独立出旧政权，而不是独立出四川省。尽管如此，仍然没有避免后来的麻烦。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之日，各国驻渝领事均来庆贺，承认蜀军政府为四川行政机关，湘、鄂、赣等省军政府及川东南57州县也相继致电蜀军政府庆贺，并表示承认蜀军政府为四川政治中枢，承认蜀军都督是四川人民的代表。重庆的革命形势及外界对此的态度，让以成都为代表的四川颇为尴尬。重庆成了中心，置成都于何地？人家毕竟是省会！迫于这种形势，成都于11月27日匆匆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这名字不仅顺应了革命形势，而且也格外耀眼。但同盟会认为，“此次独立，非民族独立，乃官绅一气之独立”。也就是说，大汉四川军政府是蒲殿俊、罗纶与清政府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妥协的产物。
一边是重庆的革命政权，一边是成都的四川妥协政权，东西对峙自然形成。在南方不少革命军政府的支持下，重庆蜀军政府萌生了组织军队攻打成都，剿灭赵尔丰的想法。然而，赵尔丰没劳重庆动手，而是被大汉四川军政府军事部长尹昌衡杀了。尹昌衡杀了赵尔丰，名气如日中天，立马执掌了四川军政府的都督印。26岁的尹昌衡“少年气盛”，他不能容忍重庆独立于四川之外，扬言要武力统一四川。重庆蜀军政府中的这个“蜀”字，真还没避开独立的嫌疑。
重庆与成都的战争，可谓一触即发。
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南方基本上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但北方却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上，南北之战也很难避免。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重庆蜀军政府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迫在眉睫。然而，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有一大批好的中下级军官。军官从何而来？有人想到了办军校。要办军校——一大堆问题如同泉水般涌了出来——校舍、教材、教员……有再多、再大的问题都必须办，否则，敌人来了，大家就只有将革命果实拱手相让，或者是引颈受戮。
二
说干就干！一队人马寻找教师、教材、校舍……另一队人马奔走在川东道及川南道所属五十七个州县张贴招生广告。
学校最后选在了江北厅的试院（1900年启用的新贡院），那个地方叫桂花街，也就是后来市三十六中、再后来女子职中办学的那个地方。然而，在历史文献中，也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在三山庙。三山庙位于江北城的西边、高脚土地的上端，也就是医疗厂的上端部分（见1933年绘制的江北城图）。当时决定把将弁学堂建在江北，就觉得江北城东升门、觐阳门、汇川门、保定门外的河滩，就是学生最好的训练场地。历史文献中还说，将弁学堂所在地曾经是清政府培养把总以上绿营军官的地方。
说了这么多，是希望读者对形势有一定的了解，更好地认识军校、理解刘伯承。
有关刘伯承的历史文献，小说与史料混在了一起，我们很难辨别真假。但我们还必须得辨，否则，我也将和那些作者一起欺骗读者。
刘伯承在开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随后进入夔府中学堂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于是辍学回家务农。然而，他并不安心当一辈子农民。辍学之后，他曾到上海寻找革命党，没找着，只得回乡；他当过半年巡警，后来又参加了辛亥革命学生军。这些事情在当时看来没有一点意义，但今天看来却有很大的意义，至少，在“折腾”中，他可以接收到许多新的思想。1912年初，他得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将弁学堂”，于是，匆匆赶到万县去报了名。但是，当他要乘船往重庆的时候，却被告知船坏了。如果等船修好了再走，极有可能要错过考期。于是，他徒步500公里，赶到江北城，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将弁学堂。
这里有两点应该交代一下。一、进将弁学堂学习，不仅不收学费，还要发饷银，这样，他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母亲抚养弟妹。二、刘伯承到江北读书，把13岁的弟弟刘明昌也带在了身边，这样可以减轻母亲经济上的压力。当然，可能不是他报名的那一次带来的，而是后来。刘明昌到了江北，被送到陈家馆簸箕石裕蜀丝厂当童工。史书记载，该厂成立于1910年，1938年初被兵工署第十一工厂收购。刘明昌后来做过军队文书、后勤，还做过药材行老板，并为共产党做过一件大事，就是护送陈云出川。
要说清楚乱世中建立的将弁学堂，必须分阶段来说，否则便是一团糟。
建校之初，学堂名叫“重庆蜀军政府将弁学堂”，可能是后来分了速成队，更名叫“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这个问题许多作者都弄错了，他们说先有“将校学堂”，后有“将弁学堂”（本文为了叙述简洁，一律作“将弁学堂”）。建校之初，学堂归重庆蜀军政府管，督办（校长）是张培爵；重庆蜀军政府与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后，学堂归川军第五师管，督办是熊克武。
张培爵任督办，只是名义上的，真正的督办是湖南人孙吴，后由江津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龚廷栋接任，教育长由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的陈德葵担任。后来熊克武任督办，其实也是名义上的。熊克武日理万机，在他任督办期间，只去过几次。他每次去都要申明：“本人为何很少来学堂？皆是事务太忙。”熊克武因长期在省外革命，养成了一口川话加国语的腔调，学生就编了两句顺口溜来笑他：“熊督办南腔北调，为学堂闲把心操。”熊克武任督办期间，实际上的督办是王旭东。但此说只是众说中的一种。
三
建校之初，学校400余人，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一百余人；每个大队分三个大排，大排下还设有班。刘伯承入校时分在二大队一大排一班；在速成队被选拔出来之后，他被编在一大队一大排中。有人说，将弁学堂在江北城西三山庙，三山庙可能是速成队训练的地方。
将弁学堂虽然办得有点匆忙，但是校内却不乏能干的老师。我们能够记下名字的老师有余顺筠、王旭东、胡霈、邓和、唐泽、李樾森等，其中十余人都是陕西陆军中学毕业的。将弁学堂所在地是清政府培养绿营把总以上军官的地方，这样的培训班里应该也有教军事的老师，因而，将弁学堂肯定吸收了一些人才。
将弁学堂进门处贴有校训：“东望幽燕，尚沦异域，北会甘陕，警报频来，得欲整我师旅，为在将校有人，爰办将弁学堂，以为异日北伐之需。”有人说，这只是招生广告上的宣传词。不论它是校训，还是宣传词，它所表达的意思，大致就是办军校的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弁学堂老师不错的文笔。
中国在1911年前后开办的军校，几乎都是采用日本的军校模式，当然，更客观地说是中日合璧。学堂所设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令范”（中国翻译后作“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此外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
刘伯承深知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而对每一门课都格外认真。课堂之外，他还自己找一些军事著作阅读，他的床头经常都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和《百战奇略》等古代兵书。同寝室的同学看到后，就说：“伯承，格老子二回想当将军嘛？”刘伯承嘿嘿一笑，说：“格老子，要学就学好嘛。”其实，极少有人知道，刘伯承有一个想法：“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这也是他报考军校的动力。
不少传记作者都说，刘伯承在将弁学堂还刻苦自学英语。《张大千传》一书的作者说，刘伯承第二次在求精中学做军事教员期间，认真学习英语。综合起来看，刘伯承在将弁学堂自学英语应该是可信的。
节假日，同学们都外出逛街，或者寻欢作乐——饮茶、喝酒、赌博。刘伯承却总是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或者学堂内。他这么做，一是可以节约时间学习，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钱寄给母亲补贴家用。有时，他过河进大城（重庆城）办事，要在外边吃一顿饭，他多数是一碗河水豆花配个调和，外加一个冒儿头（盛得尖尖的一碗饭），偶尔才吃一次油煎二面黄（油煎豆腐）。凡此种种，同学们都戏称他为“军中和尚”。刘伯承不大理会这些闲话，仍然我行我素。放春假的时候，学校人去楼空，冷冷清清的。同学邱翥双想约刘伯承过河进大城玩，当他推开刘伯承的寝室，发现他正在地上爬行——练习匍匐前进。邱翥双惊讶地问：“嘿，放春假也不出去耍一耍，学狗子爬干啥？”
“哎呦，我的邱老弟！打仗的时候，可是硬碰硬的，不练好咋行哟。”刘伯承边起身边笑着说，“真能像狗子那样爬，功夫就练到家啰！”
70年后，邱翥双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还深有感触地说，“刘伯承学习军事，一点一滴不放松，那真是练的实在功夫——这就是能够百战百胜的秘诀啊！”
在将弁学堂里，刘伯承时常与同学韦奚成、廖伯藩、郑经武、陈子舆、高建勋、黄谨怀、张仲铭、李兰皋、卞懋英、徐步高、卞梦英等一起谈理想，讨论军事。
刘伯承在将弁学堂读书期间，还应求精高等学堂（后来的求精中学）邀请，去担任军事教员，教学生学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据当时的学生说，刘伯承说话风趣幽默，教课颇为认真，深受学校和同学们的喜爱。几年后，他第二次到求精教课的时候，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就在该校读书，《张大千传》中对此有十分详细的描写。
将弁学堂开学之日，几乎就是孙中山辞去总统之时，全国形势陡转。从这一刻开始，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加快组建军队的速度，希望能够为讨伐袁世凯出一份力。熊克武是老牌的同盟会会员，一直站在孙中山这一边。面对天下形势，他深知没一支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匡扶正义。于是，他在湖北宜昌用川汉铁路款购置了军火，组织了川军第5师，自任师长，请但懋辛任参谋长。军队倒是建成了，但中下级军官严重不足。熊克武立即向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烈武（培爵）求援，希望在将弁学堂选一批优等生，成立速成队，将原来两年的课程压缩到半年或者十个月完成，务求快速毕业。将弁学堂接到命令后，立即展开了挑选。实话说，谁的悟性好，谁的学习态度好，老师最清楚。因而，刘伯承就被选入了速成队。
速成队出现后，学校对队与排进行了调整。刘伯承从二大队一大排，调整到一大队一大排中。一大队队长王旭东，他对刘伯承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旭东，重庆人，辛亥革命前是“陕西陆军中学”学生，曾参加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策动的一次起义。回川后，张培爵请他负责创办军校。因培训速成队学员的时间紧、任务重，王旭东就自己担任了速成队的培训工作。在这期间，王旭东认识了刘伯承。因为彼此年龄相近，此时刘伯承二十，王旭东二十五岁，加之刘伯承刻苦的学习态度，以及刘伯承的书法与诗词造诣，让王旭东格外欣赏刘伯承。节假日，他常请刘伯承进大城到他家中做客，还把自己的弟弟王尔常介绍给刘伯承认识。在后来的日子里，刘伯承与王尔常成了莫逆之交。刘伯承在四川带兵打仗，王尔常是他的军需官，前后有好几年。刘伯承在成都治腿伤，王尔常日夜看护；刘伯承在重庆治眼伤，王尔常不仅是看护，而且还是保镖。那时，四川军阀四处通缉刘伯承，王尔常就把他藏在自己家里。
刘伯承在学校完成了十个月的训练，于1912年底毕业。毕业后，到第五师当了实习生，不久升为司务长，没多久又当上了排长。
刘伯承离开了将弁学堂，将弁学堂后来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1912年4月27日，重庆蜀军政府与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组成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将弁学堂的开办意义已经不大了。只是两边刚刚才合并，四川军政府也不便出面来裁撤重庆方开办的将弁学堂，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到了1912年底，速成队完成学业毕业之后，第五师得到了急需的军官以后，将弁学堂存在的意义就更小了。其实，将弁学堂的命运，大约在这年的七八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当时，北洋政府向全国宣布，保定军官学校定于1912年内开学，并在10月份招考学生及聘请教习（老师）。这个消息，给四川军政府撤销将弁学堂一个最好的理由，于是，他们作出决定把“将弁学堂并入四川陆军军官学堂，在1913年初开学”的决定。接到这个通知，将弁学堂便开始做收尾工作。速成队毕业后，一些教习去了保定军校，余下来的200余名学生，便由王旭东带队，全体步行向成都。
办了近一年的将弁学堂，终于在1913年初关上了那扇大门。
作者系江北区作家协会原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