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赵倩

　　少女找到了白马王子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梨县一个土木工程师的家里。她自幼酷爱读书，尤其喜好文学。1929年，她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子学校，随后进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奈良期间，她开始接触左翼文化，并爱上了世界语，为此，她经常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

　　1935年左右，绿川英子在中垣虎儿郎的家中见到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刘仁的帅气、刘仁的才学、刘仁的世界语、刘仁的诗词修养，以及刘仁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而努力的样子……一切都让绿川英子着迷，少女的心怦然跳动了！

　　中垣虎儿郎，日本的世界语学者，原本开着一家名叫绿星的茶餐厅，但因经营不善，最终打烊了。刘仁与胞弟刘维最初是在茶餐厅认识中垣虎儿郎的，茶餐厅垮了，中垣虎儿郎就让学生到自己家里继续免费学习。这让刘仁等人非常感动，但为了中垣老师能够活下去，刘仁等人拿钱给老师。见老师不收，刘仁说：“这是红色资助，老师一定得收下。”老师被感动了。

　　刘仁是东北人，对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要不是为了学习，打死他也不会到日本。然而，在中垣老师家中，他遇到了长谷川照子，一下就改变了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他没想到长谷川照子五岁就学习汉语，学习中国的书法，对中国诗词也有较深的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是一个世界语者，愿意为世界的进步而努力——她在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而被开除了学籍！青年的心跳加速了！

　　终于，他们恋爱了。但绿川英子家里非常反对他们恋爱，她的父母希望她嫁给家里为她挑好的男子，而绿川英子坚决不同意，最终她选择了刘仁。1936年，他们结婚了，并且携手来到了中国。

　　绿川英子流浪在中国

　　在上海，刘仁与绿川得到了世界语者的帮助，找到了住处，并且还找到了工作。刘仁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绿川英子则恢复了已经停刊的世界语旬刊《中国怒吼》，她当编辑，还当作者为杂志写稿子，此外还得干发行。她为这本杂志写了一篇特别著名的文章《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的曙光》，她说：“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甚至全人类的明天的一把钥匙。”走过抗日战争，我们再来读这句话，谁都会觉得，太正确了！

　　1937年11月，中国在淞沪会战惨败，上海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绿川英子和丈夫跟着逃难的人群离开了上海，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了广州。在广州，他们得到了当地世界语爱好者的欢迎，夫妻二人继续用世界语宣传抗日。但由于当时广州频发日本间谍窃取机密的事件，绿川英子一度被怀疑是日本的细作。同年12月，绿川夫妻最终被当局抓了起来，罪名是日本间谍，并且要将他们驱逐出境。当地的世界语朋友赶紧寻找各种关系拯救他们，最终才被保释出狱。为避免继续受到误会，1938年2月，刘仁与绿川英子匆匆逃到了香港。在香港这个陌生的城市，夫妻二人无依无靠，绿川英子从家中带出来的钱财也早已花光。在香港，他们踯躅在贫民窟，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在这一时期，绿川英子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遭遇着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与绿川英子一样居住在贫民窟的日本女人悄悄地来到绿川英子身边，对她说：“咱们一起回日本吧，这日子没法熬了。”绿川英子心里非常震惊，她怕这个日本女人看穿了她的心思，努力保持平静，然后对那人说：“谢谢！我还有事还没做完呢。”“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呢？”那女人嘀咕着走了。 

　　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得知绿川英子与刘仁在香港，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立即派人联系他们，并把他们接到了武汉。

　　1938年7月2日，一个炎热的夏夜，汉口广播电台突然响起了一个柔美而圆润的女中音，她用流畅而地道的日语播出对日宣传节目：

　　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

　　这声音在日语世界炸了锅！谁呀？她怎么会用日语来劝说日本侵略者放弃侵略、放弃作孽！这事通过转述或翻译，又在汉语世界炸了锅！懂日语的人都明白，这人肯定是日本人，那纯熟的发音，不是从小就学是永远达不到的。她是谁？

　　这代表着人类正义和良知的声音，随着电波飞越万水千山，传遍全球各地，播报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呼吁日本人民和士兵觉醒，反对侵略战争和法西斯暴政。播音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国内引起了极大震撼，而担任节目播音员的，是一位名叫绿川英子的日本女子。

　　绿川英子在郭沫若的协助下来到武汉，然后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国际宣传处担任日语广播员，通过广播揭露日本军队的罪行，瓦解日军士气‌。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5年，至少有1000名身在前线的日本士兵被绿川英子的播音策反，直接加入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甚至还有一些受伤的日本兵，在听了她的播音后走向自杀。

　　绿川英子的播音引起了日本法西斯的极度恐慌。他们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甚至有人写信恐吓她的家人，要她的父亲“引咎自杀”。周恩来高度评价绿川英子的反战义举，称赞她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 

　　在猫儿石办《反攻》杂志

　　武汉沦陷之后，刘仁夫妇随第三厅迁到了重庆。那时的重庆，由于大量难民涌入，住房紧张得不得了。好在，他们有第三厅支持，最终在大田湾找到了住房。这里距离绿川英子每天上班的上清寺国际广播电台很近，大约一二里地。虽说距离不远，但为了绿川的安全，刘仁坚持要送，而绿川担心刘仁太累，况且这一带几乎就是农村，人少，就不让他送。

　　1939年8、9月间，一天傍晚，绿川英子从家里赶往电台上班，走着走着，她突然听到背后有杂沓的脚步声，她扭头一看，有三五个像工人的人朝她急促赶来，她意识到不对劲，立即叫喊：“刘仁刘仁——”原来，这几个工人路过这里，看到像日本人的绿川英子，顿时火冒三丈。那时，正是五三、五四大轰炸之后不久，重庆人恨死了日本人，恨不得食肉寝皮。工人们在这荒郊野外遇上了绿川英子，怀疑她是日本间谍，赶紧追上去。一个工人将她推倒在地，脚尖不住地踢到她的身上，踢得她不停地叫唤。一个瘦子拖下了她的皮包，想找间谍的证据。绿川英子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想夺回皮包，一个工人将她的手一拉一扭，手就被扭到了身后，她忘记了叫痛，竭力想保护稿子：“同胞们，你们不能动呀……”

　　“谁是你的同胞，你个日本婆儿！”一个工人呵斥道。

　　“别动别动，那是我要广播的稿子！”绿川英子急切地叫道。

　　瘦个子从皮包里拿出了稿子，并且读到了关键内容：

　　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人民。

　　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军阀。

　　……

　　瘦子觉得不对，不像是间谍呀！他迅速浏览到文章的结尾，他看到了“绿川英子”四个字，他惊讶了！“您就是绿川英子？”

　　“是的，我就是在电台对日广播的绿川英子！”这个时候，绿川英子在重庆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了。

　　“快、快，放开放开！她就是帮中国人抗日的绿川英子女士。”瘦子赶紧叫道，“没伤着您吧？”

　　“还好还好！稿子没毁就好。”绿川英子一边将稿子装进皮包，一边答道。

　　“我们误把您当作间谍了，实在是对不起。”瘦子欠了欠身子。“需要我们送你到电台吗？”

　　“不必了。你们忙你们的吧！再见！”

　　晚上，刘仁来接她回家，她讲了这个故事，把刘仁吓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刘仁把她照看得更加细致了。

　　后来，刘仁夫妇随着第三厅，搬迁到郊外的金刚坡去了。1940年，第三厅被改名叫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委）。实际上，这是郭沫若所辖各部门被边缘化的开始。

　　1941年7月，在文工委为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举行的集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恩来称赞绿川英子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你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她的辛苦，终于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肯定。其实，郭沫若也是非常肯定绿川英子的，他曾为她题诗：“茫茫四野弥痍疮，历历干戈扰战场。借问何人存正气，绿川女士著荣光。”

　　1944年下半年，高崇民想把《反攻》杂志办得更好，于是，就向郭沫若要绿川英子和刘仁来当编辑。郭沫若起初不肯，高崇民就说：“刘仁是东北人，他来办《反攻》最合适不过了。你不给，我向恩来同志要。”郭沫若尽管不舍，但还是放行了。

　　高崇民曾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因为参与了西安事变，被国民党嫉恨。1940年，杜重远在新疆被邓世才逮捕，命悬一线，为了救他，当时在陕西凤翔县的高崇民向戴笠申请乘坐飞机去新疆。那时去新疆，路途太艰辛了，唯有乘坐飞机方便，但飞机却被军统管制着。戴笠让高崇民来重庆商量，高崇民到了重庆便被戴笠软禁了，身边时时都有特务。既然走不脱了，高崇民便既来之则安之，1941年，他开始在重庆负责中共的外围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工作，并接办《反攻》半月刊。不久，他还在重庆加入了三民主义同志会，还以东总名义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秘密组织东北民主政治协会。

　　《反攻》杂志于1938年创办于武汉，它是东总的会刊，后迁到重庆。皖南事变后，因东总里的共产党员于毅夫等人被暴露，不得不转移，《反攻》被迫休刊。1941年8月，高崇民接手续办《反攻》。1942年4月，东总被蒋政府取缔，高崇民便以“《反攻》杂志社”的名义继续办《反攻》，而蒋政府步步紧逼，威胁各报刊印刷厂不准印《反攻》。高崇民见印刷厂困难，索性自己办起了印刷厂。

　　《反攻》杂志自创刊以来，指导思想一直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的斗争业绩，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同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周恩来曾告诉高崇民：“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只要《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反攻》杂志可以说是东北人的一面精神旗帜！

　　高崇民为什么非要刘仁呢？原来，他们是老相识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仁就在北平加入了高崇民等人创办的东总。那时候，高崇民就已经是东北名人了。 

　　刘仁夫妇来到猫儿石的《反攻》杂志社，刘仁任主编，绿川英子任编辑。

　　《反攻》杂志编辑部设在一幢二层小楼里，刘仁的家也在这幢小楼里。这幢楼里，除了高崇民一家外，还有张申府、刘清扬夫妇。高崇民曾悄悄告诉绿川英子，这二人的身世十分了得，他俩曾是周恩来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

　　绿川英子觉得张申府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不苟言笑，让人不敢亲近。

　　绿川英子与刘仁在编辑部，成天忙得不亦乐乎，编稿子、写稿子，写约稿信、搞校对……因为编辑部人手少，什么活都得干，过得十分充实。

　　当时，《反攻》杂志社穷得叮当响，编辑们只干活不拿工资，但饭可以让你吃饱。绿川英子知道，为了保证杂志出版，高崇民甚至将老婆的金首饰都拿去卖了。支持《反攻》杂志出版，还有一个功臣阎宝航，为了给《反攻》杂志找钱，他到一家兵工厂去当福利处处长，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年，所有的工资全部捐给了《反攻》杂志社。

　　尾 声

　　终于，熬到了日寇投降的日子！大家欢喜极了，放鞭炮、包饺子、喝庆功酒，同志们喝得微醺的时候，甚至扭起了东北大秧歌，那欢乐劲，真是难以形容，大家在一起欢喜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高崇民代表杂志社宣布，《反攻》杂志出了这一期，即刻停刊，各处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赶回东北。

　　当时的东北三省并未解放，他们所谓的回到东北，其实是回到东北的解放区。1945年11月，中共成立了中共合江省工委和合江省政府，省会设在佳木斯市。1946年春，佳木斯成为北满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绿川英子他们大部分就落脚在佳木斯市。

　　回到东北，阎宝航成了中共领导下的辽北省政府主席，高崇民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刘仁与绿川英子则担任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到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任研究员。高崇民告诫他们，抗战八年，你们太辛苦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以后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可他们等不了，他们渴望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回东北后不久，绿川英子发现自己怀孕了。此时，她已经有一儿一女了，想要好好工作，不想再要孩子，于是便去做人流。哪知苍天无眼，她手术时遭遇感染，丢掉了35岁的生命。刘仁闻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更让人痛心的是，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之后，刘仁竟也随她而去了，年仅38岁。呜呼！高崇民闻讯，含泪为绿川英子书写了墓碑“民主战士绿川英子烈士之墓”。

　　伤痛之后，人们将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两个孩子送到了哈尔滨东北烈士子弟学校学习与生活。

　　为了缅怀绿川英子的英勇事迹，1980年，中日联合拍摄了传记片《望乡之星》，邓小平同志破例为该片题写了片名。该片后来在中日两国播放，影响较大。1983年，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将刘仁与绿川英子夫妇的墓迁至佳木斯市西郊烈士陵园，并竖合葬墓碑，举行了隆重的合葬仪式。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